第一章
第一章 (第1/3页)
“每个人都是带着剧本，来到这个世界的。”老牟说这句话时，已经喝了几盅白酒。在丁木山庄乌泱乌泱退休老人的群体中，老牟算是一个体面的人，五官端正，面目红润，颇有气质，他退休于重庆歌剧院，是乐队的长号手。
这个夏天，应朋友的邀请，来到丁木山庄避暑。让我有点吃惊，这个贵州桐梓县楚米镇山坳里的避暑小区，简直就是一个老人国，这里的居住者，平均年龄应该在70岁左右，绝大多数，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，而像我这种60年代出生的人，在这些老人群体中，貌相尚显得年轻，在他们的眼中应该算是小弟弟了。
在一个蝉鸣鸟叫的午后，山风习习，我漫步在一片茂密的松树林里，偶遇老牟，他手持一把长号，正和一个吹萨克斯的同龄人，合奏着南斯拉夫电影主题曲《啊朋友，再见》，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老歌。在他们停下来抽烟的时候，我主动上前跟他搭讪，攀谈了几句，知道他是重庆歌舞团的老人。
重庆歌舞团就是重庆歌剧院的前身，地处嘉陵江畔的观音桥。我问他认识一个叫黄熙的人吗？他说非常熟，大家都在同一个乐队，这让我有点激动，因为这人是我少年时代学小提琴的老师，让我想起了40多年前，在歌舞团职工宿舍昏暗的楼道里，跟老师学琴的情形。也因为这层关系，他非常热情地邀请我，晚上一块在小区的餐馆吃饭，饭桌上都是老牟在丁木山庄老年管乐队的朋友，这些70岁上下的老人，几乎都有上山下乡当知青的经历，他们互相聊天时，也常常提起当知青时，那些偷鸡摸狗有趣的事。
“每个人都是带着剧本，来到这个世界的。”在酒桌上，这句话，老牟已经重复的说了几次。他脸上的表情，有种过来人的沧桑，我感觉老牟是个有故事的人。
我居住的这个山庄，离贵州茅台镇很近，店家售卖的酒，都是茅台镇生产的53度正宗酱香高粱酒，喝起来很爽口，不辣喉咙。几杯酒下肚，在座的老人们，都有点把持不住自己了，各自稀里哗啦地打开了自己的话匣子。
老牟把我拽到一旁，开始碎碎叨叨的讲起他的故事，我作为一个职业撰稿人，也很想听听他的故事。
老牟说，他的父母都是重庆川剧团的职工，在民国时代学的艺，母亲唱旦角，父亲吹唢呐也是锣鼓师，他从小就跟父亲学吹唢呐，也吹笛子，弹琵琶，还能唱几折完整的川剧，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了。那个时代的男孩子，都很调皮，也很野，逃学，抽烟，喝酒，打群架是常态，学校也不正常上课，上课也就是背背领袖语录，写写批判文章。文艺单位工作的家长，常常把他们的孩子锁在家里，逼他们学点才艺。老牟说，在他十五六岁时，由于贪玩，还常被他爸用竹篾片打屁股，这种体罚被戏称为笋子炒肉。在那个苦闷的时代，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，有一技之长，特别是学会一门乐器，那时的文艺团体是很吃香的职业。
17岁时，老牟终于逃脱了父亲的严厉管教，欢天喜地的去街道办事处报了名，到重庆下辖的綦江县当了知青。他被安排到一户农家寄宿，这是一栋干打垒石砌瓦房，一共三间屋，中间是堂屋，左右两个小屋算是睡觉的地方，一张床，一张方桌，几个木凳，一只木箱，就是这户农家的全部家具了。灶房和茅坑，都在户外的土墙茅草房里，旁边还有个猪圈，房后的土坡上是一块自留地，挖有一口水井，地里种的是自家吃的蔬菜，莴笋，莲白，藤藤菜，茄子，辣椒，南瓜，豇豆。
这栋房子独门独户，就在山坳里，掩映在一大片竹林里。房屋的男主人姓丁，老牟管他叫丁大哥，二十七八岁，是公社民兵连长，老牟因为会吹拉弹唱，一到知青点，就被公社吸纳为宣传队队员。把这个城里来的小屁孩儿，带到自己家里去住，也是丁大哥的主意。他去生产队扛回一扇门板，在自家堆粮食的那间小屋，用两根长条凳，为老牟架了一张床，再铺上厚厚的稻草，他像一个厚道的哥哥，对这个城里来的眉目俊秀的大男孩，表现出几分怜爱。
生产队有两头耕牛，还有十几只羊，喂牛和放羊是个轻松活，在丁大哥的提议下，队长把这活指派给了老牟。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，老牟讲到这里时，眼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。
酒桌上，老牟的朋友都散去了，就我们俩人继续喝着酒，老板给我们加了一盘油酥花生米。老牟嚼着花生米，抿着酒，继续讲述他的故事。
夕阳西下，赶着羊群，或者骑在牛背上，吹着笛子名曲《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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