横川三迁 生活在别处(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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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那个暑假剩下的日子,顾横川开始读鲁迅和汪曾祺,慢慢读,交替读,品出了一些别样的滋味。

    选集像女子梳妆打扮过,以最好的姿态呈现于眼前,全集则良莠不齐,泥沙俱下,不仅有蓬头垢面的一面,连抠鼻剔牙、撒泼骂街都收罗在内。如果要全面了解一个作家,读他的全集是最好的途径。

    在顾横川看来,汪曾祺早期的小说大多乏善可陈,《庙与僧》和《老鲁》还不错,其他的,尤其是意识流的几篇,不客气讲,有点不知所云。

    《庙与僧》载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四日上海《大公报》,很多细节都在《受戒》里都找得到,黄,胖,飞铙,打麻将(《受戒》里是打牌),师母,一花一世界,三邈三菩提。很有意思的短篇。如果去掉这些,《受戒》将大为失色,但《庙与僧》却不需要明海和小英子。

    从47年的《鸡鸭名家》起,汪曾祺的小说脱胎换骨,风格渐趋于成熟。83年以后的作品则平淡无奇,比如“聊斋新义”,作家沦落到改编聊斋,也是一种悲哀。究其原因,一来年纪大了,才力衰竭,这也是没办法的事,二来素材用完了,巧妇难为无米之炊,有些桥段车轱辘来车轱辘去,有点膈应人。

    汪曾祺的小说有个最大的特点,故事和原型完全取自生活,好处是真实,生动,接地气,然而个人的经历毕竟有限,他的视野又稍嫌狭窄,即使是最好的几篇小说,也缺少一点深厚。文人气质,禀性难移。好比一个酒缸,酒取完只剩糟,糟取完就没有了。他的才华,也只能支撑起为数不多的短篇,文字清通,浸润了审美而非思想。

    顾横川对汪曾祺很感兴趣,查了查他的年谱,发现一条有趣的记载。

    1944年(民国33年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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