章6 颇穷理乱情-3
章6 颇穷理乱情-3 (第2/3页)
不如适才赵行德所引述左氏春秋传当中晏子所言来得直接透彻，暗道，我腆为刑部官员，号称“春秋决狱”，但对“春秋”经术的掌握，竟然还不如元直。
晁补之感觉宋安的比喻有些牵强，便又解释道：“天道者，譬如南北之方向。礼义，譬如指引之磁针。运数，又如山川河流。前有险阻，可以绕道，却不可舍却磁针。举世混浊，可以权变，却不可以随波逐流。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，若是不能执善而守，失却道义，便成浑浑噩噩之徒。各人的心性皆有不同，昔年安定先生胡瑗设帐收徒，一般教诲这修身之道，其门人皆是一时俊秀，然而钱藻之渊博，孙觉之纯明，范纯仁之直温，钱公辅之简谅，各有不同，便是本心不同的缘故。这性命功夫为师只能指点大道，具体的修炼都要由各人努力，一朝失却本心，要想将它找回来，可就难了。”
他这么说赵行德倒是能够理解的。大道难明的情形下，择善固执未尝不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选项。许多才华高绝的人物，一旦迷失方向，便越陷越深，一直沉沦，不能自拔，终于遗臭万年，便是失却了道义的指针，迷失了的方向的缘故。
见宋安和赵行德都点头，晁补之又对宋安道：“你适才所言，修身不过是性命之学，却是有些狭隘了。修身之道，并非止于性命之学，由内而外，性命、体用、权势，都能够通达的，方能成内圣外王。”
这时旁的儒门流派在修身上大都只讲性命之学，晁补之却将其深发开去，他结合在夏国游学的所得，贯通佛道之说，将本身的修养与经世治国之用彻底打通。
他认为性乃根本性情，乃是人区别于禽兽，本身区别于旁人之存在，道家所谓元神，便是性。而命为禀赋，如头脑聪颖，身体强健等等。性和命乃是相互依存的，性是根本，但命也并非无足轻重，佛家的枯禅，为了明心见性而伤害了身体，不未免有失偏颇。由性命依次外延伸，则为体用，权势。
“体用之争，世人往往将之割裂，且重体轻用。然则大谬矣，体用二者本并非可比之物，怎能割裂。”赵行德听到这里，心里忽然想起后世颇为流行的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说法，却听晁补之顺手拿起一柄拆信的小刀，对二位弟子道：“这便是体。”说完又拿起一张白纸，裁为两半，道：“这便是用。”他顿了一顿，沉声道：“光有性命之学，不过是达到了体上的功夫，若是不能用，则如当今腐儒，只尚清谈，空言性命，视经济技术等杂学为浊流，却不知既然这些杂学于国于民于己皆是有用，便当将它纳入到学术的本体中来。非用，不足以辨真知。重体而轻用，必定沾沾自喜，坐井观天，夜郎自大，并非夫子修齐治平之道。知难行易，知易行难。有体有用，能知能行，方才是修身的真功夫。”
赵行德与宋安都是对杂学颇有兴趣的人，频频点头。晁补之又道：“性命，体用四者，都是本身的功夫。而权势两面，则是体用的延伸。”
时人崇尚隐士，当年王安石三拒皇帝启用，名声方才越来越大，此刻晁补之明明白白提出权势两字，赵行德与宋安都露出些怪异的表情，却没有敢质疑。晁补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权者，操之在我，使外物为我所用。势者，操之不在我，若能顺之借之，亦使外物为我所用。”
宋安点头道：“比如我做都官司，每年考察刑部胥吏，这便是权，元直所在的太学监生的清议，使朝廷士大夫都有所惕励，这便是势了。若无权势之用，确实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。”
晁补之笑道：“元直，有何体会？”
赵行德揣摩这体用权势之道，答道：“围棋的实地与外势，正与夫子所说的权势相类。拥权者，犹如占边据角，得势者，犹如直取中原。话本里面，虬髯客与李世民对弈，虬髯客先落子于四角星位，自称老夫四子据四方，李世民却只落子于天元，对曰，小生一子定中原。原来也是权势之道。”
宋安点头道：“元直比喻得不错。枭雄奸佞之辈，多重权而轻势，好利而忘义，如唐太宗这样的英主明君，却是争势更胜过于争权。当年太子建成位居东宫，也得了兵权，李世民被父兄所猜忌，反而借了功高不赏之势，发动玄武门之变，终得了帝王之位。”他看了看赵行德，有些迟疑，但还是忍不住道：”当今之时，蔡相虽然权倾朝野，但官家已有些忌惮之心，外面又物议汹汹，要从势上来说，却是有些麻烦。”
晁补之微微一笑道：“你对朝堂的大势，能洞若观火便好。当下太子与三皇子东宫之争，夹杂着相位更迭，朝廷新旧党的恩怨，局势日渐复杂，你二人也需小心在意。权、势两面，虽然并非本体，但却是本体的延伸，虽非本体之用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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