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代鄂州城市布局初探
宋代鄂州城市布局初探 (第3/3页)
朱文公集》卷八○《鄂州州学稽古阁记》。]四贤堂，“宋嘉定中教授石继谕建，以祀周、程、朱子”，[《湖广图经志书》卷二《武昌府•宫室》。]黄榦为之作《鄂州州学四贤堂记》。[黄榦：《勉斋集》卷二○，台北：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]南宋末年，鄂州州学再次遭受“兵燹”，至元朝“延佑中重建。”[《湖广图经志书》卷二《武昌府•学校》。]
江夏县学，宋朝初年附属于鄂州州学，但在州学中“别为一斋，名务本”，南宋绍兴以后，务本斋也一并“悉附州学”。元朝沿用这种体制，至明朝洪武年间（公元1368~1398年）独立建学。[《湖广图经志书》卷二《武昌府•学校》。]
军营与州县儒学本可谓“风马牛不相及”，但在边事多兴的宋朝，二者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。前述鄂州州学曾“废为营垒”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
南宋时，鄂州是宋朝抗金的重镇，屯驻大批军队，营寨占地甚广，仅城东黄鹤山下一区，便达“东西十丈，南北倍差”。[《晦庵先生朱文公集》卷七九《鄂州社稷坛记》。]在城东北七里，有游奕军寨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“八叠院”条。]北宋时，鄂州东北有一名为白杨夹口的江边港口，南宋时成为一个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集镇，当地“居民及泊舟甚多，然大抵皆军人也。”[《入蜀记》第四，《渭南文集》卷四六，第2440页。]这种情形与鄂州城驻有大量军队正可互相应证。
四、民居、街市、港口及其它
由于地形的限制和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格局，鄂州城的西头主要是各级官署；沿着黄鹄山、自西向东展开的一线，除了官署，主要有学校、寺庙等文化、宗教类建筑；民居、街市等主要分布在城东、城北和城南的一些较为低平的地区；由于人口增长，老城区难以容纳，民居与街市向城区以外东、南两个方向扩展的态势表现得较为突出；城西的沿江一带也成为交通、贸易繁盛，船只、人口密集的地区。
有关宋代鄂州民居的资料有限，迄今可知的是城内有旌忠坊、太平坊，[旌忠坊已如前述，太平坊见郑獬《郧溪集》卷二二《朱夫人墓志铭》：“夫人朱氏，……皇祐辛卯二月，以病卒于鄂州太平坊里第。”台北：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]具体方位不详。随着坊市制的瓦解，这些坊名只是普通的地名，明清以后，更常见的名称是“里”、“巷”。
南宋时，鄂州号称“今之巨镇”，[叶适：《叶适集·水心文集》卷九《汉阳军新修学记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校点本1983年版，第141页。]城内商业繁盛，出现了富商大贾，乾道年间（公元1165~1173年）“鄂州富商武邦宁，启大肆，货缣帛，交易豪盛，为一郡之甲。”[洪迈：《夷坚志》支庚卷五“武女异疾”条，中华书局校点本1981年版，第1174页。]开设了热闹的夜市，号称“烛天灯火三更市，摇月旌旗万里舟”。[范成大：《范石湖集·诗集》卷一九《鄂州南楼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81年版，第274页。]四方商贾云集，市容相当繁荣，“民居市肆，数里不绝，其间复有巷陌，往来憧憧如织”。[《入蜀记》第五，《渭南文集》卷四七，第2444页。]鄂州城中人口众多，到宁宗嘉定以前即达到了十万户。姜夔诗称“武昌十万家”，[姜夔：《白石道人诗集》卷上《春日书怀四首》，？？本。]戴复古诗说鄂州“江渚麟差十万家”，[戴复古：《石屏诗集》卷一《鄂州南楼》，清嘉庆道光间临海宋氏刊本。]虽非确指，但与实际情况相近。汉阳知军黄榦也说“鄂州人口繁伙，为汉阳三十余倍”，即约十万家。[《勉斋集》卷三○《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籴米事》。]光宗绍熙三年（公元1192年）“十二月甲辰，鄂州火，至于乙巳，燔民居八百家，市井楼帘无存者。”[（元）马端临：《文献通考》卷二九八《物异考四•火灾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版。]人口众多，建筑密集，以至空地难寻，近城之处甚至找不到安葬死者的地方。《夷坚志》乙集卷九“鄂州遗骸”条称：“鄂州地狭而人众，故少葬埋之所，近城隙地，积骸重叠，多舆棺置其上，负土他处以掩之。贫无力者，或稍经时月，濒于暴露，过者悯恻焉。乾道八年，有以其事言于诸司，于是相率捐库钱付胜缘寺僧，治具焚瘗。先揭榜衢路，许血肉自陈，为启圹甃甓，举而藏之，具书姓字于外。如无主名者，则为归依佛宝，一切火化，投余骨于江。其数不可胜计。”
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，民居与街市不断地向城外扩展。
城南望泽门外的“长街”，成为一个重要的居民区。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：“南湖，在望泽门外，周二十里，…外与江通。长堤为限，长街贯其中，四旁居民蚁附。”
长堤与长街相伴，或者长堤即是长街，这种情形，在沿江城市并不罕见。鄂州城面临大江，经常受到江水泛滥的威胁，修筑江堤是最主要的防灾措施。北宋后期，在鄂州城西的平湖门外，修筑了一道拦江长堤，明清以后的多种志书中，屡次提到过这道江堤。《嘉靖湖广图经志书》卷二《武昌府•山川•江夏》“长堤”条：“在平湖门内。《旧志》云，政和年间，江水泛溢，漂损城垣，知州陈邦光、县令李基筑堤以障水患，至今赖之。”[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卷七三《水利•武昌府•江夏县》，雍正《湖广通志》卷二○《水利志•武昌府•江夏县》“花堤”条，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七六《湖广二•武昌府•江夏县》，《古今图书集成•方舆汇编•职方典》卷一一一八《武昌府部•关梁考》“花堤”条，民国《湖北通志》卷三九《建置志十五•堤防一》“各县古堤”，《续行水金鉴》卷一五三《江水•章牍二》，《续行水金鉴》卷一五五《江水•工程一》等，有关文字略同。]长堤又名“花堤”，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尚有花堤街，位于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南，上起紫阳路，下至彭刘杨路，街名即因地当花堤故址而得。花堤街可以说是今天的武昌现存的最古老街道之一，至今仍是店铺与民居密集的街道。
南宋时，在鄂州城西南，长堤之外加筑了一道外堤，名曰“万金堤”。[关于该堤的修筑时间有两种不同说法，一说在高宗绍兴（公元1131～1161年）间，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七六《湖广二•武昌府•江夏县》“鹦鹉洲”条，引《旧志》云：“城西南平湖门内有长堤，外有万金堤，宋政和、绍兴间所筑也，至今赖之。”贺次君、施和金点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05年版。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卷七三《水利•江夏县》称：“堤三：……万金，在县西南长堤之，宋绍兴中大军筑之，建压江亭。”清道光十一年敷文阁聚珍版重刊本。一说认为是光宗绍熙年间（公元1190～1194年）的事，如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“万金堤”条称：“在城西南隅，长堤之外，绍熙间役大军筑之，仍建压江亭其上。”《大明一统志》卷五九《武昌府•山川》“万金堤”条亦采此说。绍兴与绍熙相隔数十年，二说哪一种较为正确？从《舆地纪胜》和《大明一统志》记载宋朝史实比《读史方舆纪要》、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诸书较为原始，也往往较为准确来看，似应以绍熙说为是。]该堤在明代仍继续发挥作用，《方舆纪要》卷七六《湖广二•武昌府•江夏县》“鹦鹉洲”条称：“城西南平湖门内有长堤，外有万金堤，……至今赖之。”
沿江沿湖的堤防，交通方便、地势高爽，随着堤防的增高、加宽以及质量的提高，堤防不仅成为交通要道，甚至是民居所在，沿线聚居了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。淳熙十二年（公元1185年）十月，鄂州城火灾，加上“江风暴作”，结果是“燔民居万余家”，那些“结庐于堤、泊舰于岸者，焚溺无遗。”[《文献通考》卷二九八《物异考四•火灾》。]
“泊舰于岸”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流动型民居，居民多以水产捕捞为业，以舟船为居所，常年漂泊在江河湖面。鄂州沿江这样的民居不在少数，汉阳知军黄榦就说过，“军城内外户口不下三千人家，又有船居四百只”。[《勉斋集》卷三○《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籴米事》。]
鄂州城外江面宽阔，港口繁忙，既供商船来往停泊，也供战船出江演练。陆游初至鄂州时，泊舟于江边税务亭，只见“贾船客舫，不可胜计，御尾不绝者数里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。”[《入蜀记》第五，《渭南文集》卷四七，第2441页。]数日后，他在江边“观大军敎习水战，大舰七百艘，皆长二三十丈，上设城壁楼橹，旗帜精明，金鼓鞺鞳，破巨浪，往来捷如飞翔，观者数万人，实天下之壮观也。”[《入蜀记》卷三，？？页。]
城南三里有南浦，“其源出京首山，西入江，春冬涸歇，秋夏泛涨，商旅往来，皆于浦停泊，以其在郭之南，故曰南浦”，[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一二《江南西道十•鄂州》“南浦”条。]南宋时“谓之新开港”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。]
在城西、城南方向与外界交通频繁的地方，有迎来送往的馆舍。城西竹簰门外临江处有弥节亭，“又有皇华馆，在州治东南”，“又南津馆，在望泽门外；迎仙馆，在城南”；“匹练亭，在城东南五里何家洲”，“以上皆舍也”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。]
五、南草市的繁荣
宋代鄂州城的布局上最值得注意的变化，是商业区与相应的居民区发生了空间转移，从城区以内转移到城外的南草市。
南草市在城南望泽门外，经广平桥与望泽门相连，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“广平桥”条。]地当今武汉市武昌区西南鲇鱼套一带，东南通汤孙湖、清宁湖、纸房湖，水盛时，由三眼桥、孟家河、东湖坝通梁子湖，达樊口，水上交通十分方便。
最能说明南宋前期南草市之繁荣的典型资料有二种，一是陆游的《入蜀记》，二是范成大的《吴船录》，孝宗时陆、范二人先后经过鄂州时分别在城中停留一周左右，对南草市的繁荣有生动的描述。《入蜀记》卷四：鄂州“市邑雄富，列肆繁错，城外南市亦数里，虽钱塘、建康不能过，隐然一大都会也。”《吴船录》卷下：“至鄂渚，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。南市在城外，沿江数万家，廛閈甚盛，列肆如栉，酒垆楼栏尤壮丽，外郡未见其比。盖川、广、荆、襄、淮、浙贸迁之会，货物之至者，无不售，且不问多少，一日可尽。其盛壮如此。”同书同卷：“集南楼，……下临南市，邑屋鳞差”。《夷坚志》的记载也值得注意。《志补》卷二五“李二婆”条称：淳熙十二年（公元1185年），“市中大火，自北而南凡五里，延烧屋庐数千间，虽楼居土库亦不免”。
根据以上文字及前述有关记载，可以对南宋前、中期的鄂州南草市作如下的复原：
（1）南草市位于鄂州城南门外的鹦鹉洲前，上方是南楼，市街沿长堤向西偏南伸展，延袤达数里之长，南北向的跨度至少五里以上。（2）南草市是重要的商贸港口，河运发达，商舶云集。（3）南市民居稠密，人口密度很大，居民以经商贸易者为主。（4）南草市与鄂州城合起来构成一个大规模的城市，成为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的交通与商业中心。
南市商业兴盛，人口密集，又因中转商贸繁荣，露天堆积大量竹木类货物，易发火灾。淳熙四年（公元1177年）“十一月辛酉，鄂州南市火，暴风通夕，燔民舍千余家”；嘉泰四年（公元1204年）“八月壬辰，鄂州外南市火，燔五百余家。”[《文献通考》卷二九八《物异考四•火灾》。]在另一场大火中，南市“焚万室，客舟皆烬，溺死千计”。[周必大：《周益国文忠公集》卷六三《中大夫秘阁修撰赐紫金鱼袋赵君善俊神道碑》，道光二十八年瀛塘别墅欧阳棨刊本。]南市聚居人口之多，由此可见一斑。而且，接连几场大火引起了官府的警惕，知鄂州赵善俊“驰往视事，辟官舍，出仓粟，以待无所于归之人，弛竹木税，开古沟，创火巷，以绝后患。”[《周益国文忠公集》卷六三《中大夫秘阁修撰赐紫金鱼袋赵君善俊神道碑》。《宋史》卷二四七《赵善俊传》略同，北京：中华书局校点本1985年版。]这里的火巷由此开通并得名。
商业之外，其它各行各业、娱乐消遣以及城市病态行业也都兴盛。屠者朱四、鄂渚王媪等都在南草市经商营业，其中王氏是“三世以卖饭为业”。[《夷坚志》甲集卷八，？？页。]鄂州都统司医官滑世昌，大约是因为医术较高，又敢于收受，因而“居于南草市，家赀积万。”[雍正《湖广通志》卷一二○《杂纪》。]南草市建有楚楼等休闲观光的场所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“楚楼”条。]不仅“酒垆楼栏尤壮丽”，[范成大：《吴船录》卷下，《范成大笔记六种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校点本2002年版，第226页。]娼妓空间也与集市为伍，占有一定的位置和份量。刘过诗称：“黄鹤山前雨乍过，城南草市乐如何。千金估客倡楼醉，一笛牧童牛背歌。”[刘过撰，杨明点校：《龙洲集》卷四《七言律•喜雨呈吴按察》之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78年版，第27页。]甚至有“赃败失官人王训”，“居于鄂州南草市，卖私酒起家，妻女婢妾皆娼妓，……鄂州人呼训家为淫窟，又呼为关节塌坊。”[徐梦莘：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二三六《炎兴下帙》一百三十六，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236页。]
总地来看，与中国其它城市一样，宋代鄂州城的平面布局蕴涵着自然、社会与人文等多重意义，它的形成与演变，受地理环境、政治制度、文化观念、经济发展、时局变化等因素的影响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。其中，江汉交汇、倚山面江的独特地貌是鄂州城市布局的环境基础；以行政权力为中心，突出官衙的地位，重视秩序、形胜、阴阳等复杂的制度、思想与理念，对城市布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；两宋的政治、军事局势和经济的发展，则为鄂州城市的布局打下了深刻的烙印。
原载韩国《中国史研究》第40辑，2006年2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