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的物价和消费水平
北宋的物价和消费水平 (第2/3页)
00钱左右应该不成问题。
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工商业活动，商人是城市居民中收入较高的群体，而富商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许多官吏的收入。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必然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。北宋的首都东京（汴梁）是当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、人口最多、经济最繁荣的都市，也体现着当时最高的消费水平。孟元老自崇宁二年（1103）至建炎元年（1127）北宋覆亡，曾在东京共生活了23年，他在撰写的《东京梦华录》一书的《序》中描绘东京说：“太平日久，人物繁阜，垂髫之童，但习鼓舞，班白之老，不识干戈”，“举目则青楼画阁，棱户珠帘，雕车竞争驻于天街，宝马争驰于御路”，“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，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。八荒争凑，万国咸通。集四海之珍奇，皆归市易，会寰区之异味，悉在疱厨”。苏轼亦曾指出：“夫京兆府，天下之所观望而化，王政之所由始也。四方之冲，两河之交，舟车商贾之所聚，金玉锦绣之所积，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织纴之劳。富贵之所移，货利之所眩，故其不知有恭俭廉退之风。”（《苏轼集－策别十七首（之四）》）东京兴旺发达的手工业、商业和运输业、服务行业，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高的消费服务，而且也为从业者带来高的经济收入。
通过北宋的商业税收，可从侧面反映工商业的规模与商人群体的收入水平。北宋的商业税率是：“商税凡州县皆置务，关镇亦或有之；大则专置官监临，小则令、佐兼领；诸州仍令都监、监押同掌。行者赍货，谓之‘过税’，每千钱算二十；居者市鬻，谓之‘住税’，每千钱算三十，大约如此。”（《宋史－食货－商税市易均输互市舶法》）崇宁元年，右仆射蔡京指出：“祖宗立禁榷法，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余万贯，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奇，食茶之算不在焉，其盛时几五百余万缗。”（《宋史－食货－茶下》）崇宁六年，尚书左丞宇文粹中指出：“京师商税、店宅务、抵当所诸处杂收钱一百余万。”（《宋史－食货－会计》）若采用“住税”的标准，即“每千钱算三十”来度量，崇宁时期“京师商税、店宅务、抵当所”反映的工商业的规模大约在3340多万贯，全国经济最兴盛时期的工商业规模（诸州商税）大约在16670万贯左右。
北宋社会的城市消费水平
北宋从建隆元年（960）建立政权，到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）覆亡，长达202年。在这样长的一个时间段里，社会发展有动荡期也有平稳期，年成有丰收期也有灾荒期，要系统地探讨社会的消费水平，存在很大的难度，这里只能撷取部分断面，来看处于相对稳定发展阶段的社会消费水平。
3.1城市建设的消费水平
水利工程：熙宁十年秋天，黄河在澶州曹村埽决口，大水淹至徐州城，经奋力抗洪，城市得以保全。明年，国家拨专款改建徐州“小城，创木岸四”，填平了为拦洪筑堤、在城内取土形成的15个巨型大坑，重修了“澶州灵平埽，水不复至”。苏轼《奖谕敕记》记载了该项工程的开：“有旨赐钱二千四百一十万，起夫四千二十三人，又以发常平钱六百三十四万，米一千八百余斛，募夫三千二十人。”徐州水毁建筑修复加固工程，应该属于北宋大中型水利建设工程，国家专项开达3044万，米1800余斛（宋代1斛=5斗），累计用工7043人。
北宋时，杭州钱塘江航运，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潮水与江中礁石的威胁。先是，“章献皇后临朝日，以江水有皇天荡之险，内出钱数十万贯，筑长芦，起僧舍，以拯溺者”。尔后，为了解决“长淮之险”，又兴建了“龟山河”工程，“钱十万贯、米十万石，起夫九万二千人”，虽然减轻了航运之患，但问题未能彻底解决，江中仍有“浮山之险”。苏轼任杭州郡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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