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晋时期的民族政策(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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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西晋时期的民族政策

    9、 氐羌民族的起源与迁徙

    生活在西部一带的胡族,若论种族数量与分布面积,以羌族为首。羌族的历史十分悠久,与华夏民族的关系十分密切,甚至羌族也是炎帝的后裔,《后汉书》记载:“西羌之本,出自三苗,姜姓之别也。”所谓姜姓,出至炎帝。《三家注史记三皇本纪》:“炎帝,长于姜水。因以为姓。”郦道元认为,“姜水”即“岐水”,在今天岐山县、扶风县的交界处。考虑到炎帝集团活动的姜水流域与古羌族活动区域重叠,古羌族出至炎帝的说法是很可信的。有意思的是,不少羌族人则认为炎帝是古羌族的后裔。总之羌族与华夏族的交往源远流长,或战或和,甚至武王伐纣亦有羌兵参与。

    羌族种类繁多,各部落见的言语、习俗都有所差异,“所居无常,依随水草。地少五谷,以产牧为业。”(《后汉书缠貉传》)历史上羌族生活在广大的西北、西南一带,包括今天陕西、四川、甘肃、青海、西藏、新疆东部、内蒙西南部、山西西部。东汉以后,人们把羌族分成西羌与东羌,西羌主要活动在青海湖、湟水、洮水、黄河上游一带,东羌主要活动在安定、北地、上郡,即今日陕西北部、甘肃东南部。

    《后汉书缠貉传》称:“(羌民)不立君臣,无相长一,强则分种为酋豪,弱则为人附落,更相抄暴,以力为雄。”可见羌族虽然好勇斗狠,但并没有建立统一的部落联盟,不似匈奴、鲜卑等草原民族,这是因为羌族主要活动在西南、西北的山区,受到山脉河流阻断,交通不利,不似广袤的大草原,各部落间的联系较少。由于羌族常年生活在山区,已经完全适应了山民的生活,史书称:“其兵长在山谷,短于平地,不能持久,而果于触突,以战死为吉利,病终为不祥。堪耐寒苦,同之禽兽。虽妇人产子,亦不避风雪。性坚刚勇猛,得西方金行之气焉。”

    秦汉之际,羌族成为匈奴附属,《后汉书》云:“匈奴冒顿兵强,破东胡,走月氏,威震百蛮,臣服诸羌。”汉景帝时期,塞外研种羌因不堪匈奴欺压奴役,遂降附西汉,并请求替西汉守卫陇西边塞。景帝同意,将他们安置在狄道(含甘肃岷县)、氐道(今甘肃礼县西北)和羌道(今甘肃宕昌县西南)等地。这是西汉第一次有史书明确记载的羌族内附历史。

    汉武帝登基之后,发动了反击匈奴的战争,为了斩断匈奴右臂,汉军出兵夺取河西、河湟一带,并在此设置临羌县(今青海省湟源县东南)、破羌县(今乐都县东南)。生活在河湟一带的西羌开始正是纳入西汉统治,但他们时叛时降臣,汉朝于是设置护羌校尉加以监管。由于河西一带是西汉与匈奴争夺的重点,生活在河西的羌人备受战乱的影响,他们被迫迁往湟水、青海湖一带,于是“河西地空”(《后汉书缠貉列传》),汉朝开始大规模移汉民前往屯田,以隔绝匈奴与羌族之间的联系。

    至此开始,羌族与中原政权的斗争愈加激烈。到了东汉时期,北方匈奴的势力日渐衰微,已经对中原王朝构不成多大威胁,反而是羌族的反叛成为东汉的心腹大患,羌族前后大规模起义有五次之多,东汉消耗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也未能平定,东汉也因此加速了衰败的过程,如《后汉书》的作者范晔所言:“惜哉寇敌略尽矣,而汉祚亦衰焉!”然而羌族的反叛,完全是因为统治集团的政策失当,如(《汉书匈奴传》)所言:“近西羌保塞,与汉人交通,吏民贪利,侵盗其畜产、妻子,以此怨恨,起而背畔,世世不绝。”所以东汉完全是自己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对手。

    东汉的对羌族的政策总体以压迫为主,同时又以武力方式内迁羌民,使之成为劳动力、兵源。

    如:

    35 年,陇西太守马援将先零羌徙至天水、陇西、扶风三郡。

    58 年,东汉强迫迁移烧当羌七千口安置三辅,即长安附近。

    101 年,东汉迁羌民6000余口强迁至汉阳、安定、陇西诸郡。

    羌族内迁的历史一直没中断过,黄巾起义爆发后,户口凋零,强制内迁也就更加频繁,而且征羌民为兵的现象也很普遍,如董卓西凉军中就有不少羌胡兵。

    说到羌族,就不得不提氐族。氐族也是“五胡”之一,但他与羌族同源,或者说是从羌族分出来的一支,主要活动在西起陇西、东至略阳、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,即今甘肃省东南、陕西省西南、四川省西北交界处,包括渭水、汉水、嘉陵江、岷江、涪江诸水源头。

    曹操与刘备在争夺汉中过程中时,曹操失利,由于担心刘备占有武都一带的氐人以逼关中,遂徙氐族五万余落出居扶风、天水之间。刘备占领汉中之后,进逼下辩,曹魏武都太守杨阜又前后徙武都汉、氐等万余户于京兆、扶风、天水等郡县之内。

    内迁的氐族和羌族一样,是统治者剥削的对象。比如说244年,曹魏为讨伐蜀汉而向氐羌征粮,“关中及氐、羌转输不能供,牛马骡驴多死,民夷号泣道路。”(《三国志曹爽传》)可知内迁氐羌与汉民杂居,已经开始封建化过程,到了魏晋时期甚至改变了生产方式,按口纳粮,如同编户。

    由于西晋初年尖锐的民族矛盾得不到缓和,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最终爆发了齐万年大起义。

    294年5月,匈奴人郝散谋反,攻克上党。史书上关于郝散叛晋的记载很简略,相关记载只有三段:

    四年夏五月,匈奴郝散反,攻上党,杀长吏。秋八月,郝散帅众降,冯翊都尉杀之。(《晋书惠帝纪》)

    于是刘猛内叛,连结外虏,近者郝散之变,发于谷远。(《晋书张统传》)

    惠帝元康中,匈奴郝散攻上党,杀长吏,入守上郡。(《晋书四夷列传》)

    由此可知,郝散是由谷远(今山西沁源县)起兵,然后攻克上党,进而向西行军,抵达上郡。东汉时期上郡位于今天的陕北,因不堪胡羌进扰,汉献帝时期废黜,西晋时期并没有恢复,所以当时的上郡属于塞外,为胡羌所控制。虽然郝散逃亡境外,但晋军继续派军追击,郝散最终被遣冯翊都尉所杀。然而冲突并没有因此而结束。

    296年夏,郝散的弟弟郝度元率领关中冯翊、北地一带的马兰羌、庐水胡谋反,并攻陷北地(今陕西耀县),太守张损战死。冯翊太守欧阳建与郝度元交战,以战败告终。

    郝度元谋反的原因记载于《晋书司马伦传》:“元康初,迁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,镇关中。伦刑赏失中,氐、羌反叛,征还京师。”由此可知,郝度元之所以谋反,是因为一司马伦刑赏不当所致。而且司马伦宠信佞臣孙秀,与当时的雍州刺史解系不和,两人于军事问题激烈争吵,并相互上表弹劾对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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