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晋时期的民族政策（上）
西晋时期的民族政策（上） (第3/3页)
害时，并州官员大量捕获胡人卖为奴隶，石勒不幸被捕。按照西晋的法律，如果贩卖良家子将会处以重罚。《华阳国志》记载了一个故事：氐王杨难敌曾派养子前往梁州贩卖交易，私自贩卖一良家子，结果被官府捉住，梁州刺史张光便把他杀了。由此可见魏晋时期普通胡人地位之低，最基本的权益也得不到保障。
因为内迁胡族处境艰难，又受到地方官员的压榨轻辱，所以时有叛乱，如《资政通鉴眠81》所载：“汉、魏以来，羌、胡、鲜卑降者，多处之塞内诸郡。其后数因忿恨，杀害长吏，渐为民患。”随着民族矛盾的加深，夷夏之防也愈加严重。我们以刘渊的遭遇为例。
当时大臣王浑出于太原王氏，太原一带属于胡汉杂居之地，所以王浑的民族意识比较开化。刘渊颇有文武才干，王浑很是器重他，并多次向晋武帝举荐。晋武帝召来刘渊与他交谈，对他的才能很是喜爱。后来晋武帝对王浑之子王济说：“刘渊的仪容机鉴，即使是春秋的由余、汉代的金日磾也不能相比。”王济于是顺势举荐，接着说：“刘渊的仪容机鉴，实如圣上所言，然其文武才干贤于二人远矣。陛下若能委之处理东南事务，那么东吴不足平。”晋武帝听后欣然赞许。但是一旁的侍中孔恂、杨珧二人急忙规劝，对晋武帝说：“臣观刘渊之才，当今之世已无人能比，陛下如果给他兵力少了，不足以成事;若给予他足够权威，平吴之后，恐怕他不会北渡继续称臣了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以自己本部之事委任给他人，臣窃为陛下寒心。如果还要将高峻险要之地赐给他，恐怕是不行的!”晋武帝于是把刘渊晾在一边。后来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起兵造反，西晋遣军平叛，反被叛军击败，凉州因此陷落。晋武帝深以为忧，于是问仆射李憙可用谁为将平定凉州。李憙回答：“陛下应该把五部匈奴动员起来，给刘渊一个将军的名号，让他率领匈奴人向西进发，那么平叛指日可待了。”晋武帝尚在考虑，一旁的孔恂却说：“李公之言，不是尽除祸患的道理。”李憙勃然大怒道：“以匈奴之劲悍，刘渊之晓兵，再凭借圣上天威，何不尽之有!”孔恂又说：“如果刘渊真能杀了树机能，那么凉州的祸患将会更深。蛟龙得云雨，非复池中物也。”晋武帝虽然赏识刘渊，但对他依然不放心，听孔恂这么一说，也就没敢用他。
刘渊在洛阳的这段日子里很不得志，空有一身本领却不能为国出力。刘渊有一个好友，名叫王弥，后来王弥准备返乡，刘渊在九曲河滨为他饯行。几杯酒水下肚，刘渊悲从中来，流着泪对王弥说：“王浑、李憙因为与我是同乡，对我有所了解，也因此在圣上面前举荐我，但总引起一些人乘机大进谗言，反而对我构成危害。我本不想为官，希望你能明白。恐怕我会死在洛阳，与君诀别了。”于是慷慨悲歌，纵酒长啸，其声高调亮然，坐者为之流涕。很不幸，齐王司马攸当时正在九曲，听说此事后立即派人快马前去察看，果然看见刘渊在那里纵饮长啸抒发对晋庭的不满，遂进宫对晋武帝说：“若陛下不除刘元海，臣恐并州不得安宁。”当时王浑也在场，他说：“刘元海是长者，我王浑可替君王担保。况且大晋正要向异域表示友好，以仁德怀柔远境，怎么能因为毫无根据的猜疑杀害属国人质，以显示晋国恩德不广呢?”晋武帝认为王浑所言有理，也就没有杀他。
刘渊为匈奴贵族，甚至得到皇亲国戚的赏识(王济为晋武帝女婿，配常山公主)，其处境如此堪忧，更不用说普通胡人了。匈奴右贤王刘猛的叛逃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。
刘猛为右贤王去卑之子，去卑逝世之后接替其右贤王之位。曹魏为了分裂匈奴势力，特意对刘猛优待，以分左贤王刘豹之势。然而刘猛的处境并不见得比刘豹要强。刘宣曾解释刘猛叛逃的原因，他认为：“晋为无道，奴隶御我，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。”(《晋书刘元海传》)
关于刘猛叛逃事件史书记载十分简略，史书有关记载仅有几段，如下：
《晋书映帝纪》：“(泰始)七年春正月... ...匈奴帅刘猛叛出塞... ...八年春正月，监军何桢讨匈奴刘猛，累破之，左部帅李恪杀猛而降。”
《晋书尠葧传》载：“是时朝廷皆以(杜)预明于筹略，会匈奴帅刘猛举兵反，自并州西及河东、平阳，诏预以散侯定计省闼，俄拜度支尚书。”
《晋书北狄传》载：“泰始七年，单于猛叛，屯孔邪城。武帝遣娄侯何桢持节讨之。桢素有志略，以猛众凶悍，非少兵所制，乃潜诱猛左部督李恪杀猛，于是匈奴震服，积年不敢复反。”
《晋书胡奋传》载：“匈奴中部帅刘猛叛，使骁骑路蕃讨之，以奋为监军、假节，顿军陉北，为蕃后继。击猛，破之，猛帐下将李恪斩猛而降。”
《魏书铁弗刘虎传》载：“铁弗刘虎，南单于之苗裔，左贤王去卑之孙，北部帅刘猛之从子，居于新兴虑虒之北。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‘铁弗’，因以为号。猛死，子副仑来奔。虎父诰升爰代领部落。诰升爰死，虎代焉。”
我们综合这些史料，完全可以分析出刘猛叛变的大致情况。
刘猛叛逃事件发生在271年1月，直到272年1月才平定，前后历时一年。《晋书》称刘猛为匈奴中部帅，而《魏书》称刘猛为匈奴北部帅，考虑到《魏书》中有刘猛部众“居于新兴虑虒之北”的记载，笔者认为《魏书》的记载正确。所以刘猛虽然是匈奴的右贤王，但他统帅的并非匈奴右部，而是匈奴北部，其驻地应当是在新兴郡(今山西忻州)，有部众四千余落。根据《杜预传》的说法，刘猛叛变之后先是南下劫掠了河东、平阳二郡，即今日山西西南临汾、运城盆地一带，这里是西晋并州地区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，可见刘猛起兵之后，并没有直接向北逃出塞外，而是南下河东、平阳二郡，想在出塞之前大捞一笔。之后，刘猛北逃，翻越陉岭(今恒山山脉)出塞，驻守在孔邪城(此地不详)。刘猛叛变之后，杜预以散侯(古代无职守或封邑的侯爵，此前杜预因罪免官)的身份入宫设定谋略，晋武帝决定以骁骑路蕃进讨，又以胡奋、何桢为监军为路蕃后援，屯兵陉岭以北。其中何桢为持节，胡奋为假节，在西晋时期。持节平时可杀无官位之人，战时可斩二千石一下官员;假节则只能在战时斩杀犯军令之人。所以何桢的级别比胡奋要高，他应当是西晋讨伐刘猛的主帅，这也是《武帝纪》只记载何桢平刘猛的原因。按照《北狄传》的说法，何桢素有志略，认为刘猛部众强盛而又凶悍，晋军虽有小胜，但以他们现有的兵力不足以平叛，遂使用反间计，暗中引诱参与叛乱的左部督李恪杀了刘猛，于是匈奴震服。刘猛死后，其子刘副仑投靠了塞外的鲜卑拓跋部，其部众由刘猛的兄弟刘诰升爰代领，诰升爰死后，刘猛的从子刘虎成为匈奴北部的统帅。此时匈奴北部的活动区域比刘猛时期要有所北迁，居住在新兴郡的虑虒县(今山西五台县)以北，十分靠近边塞，位于新兴郡东北约百余里。西晋边界地区生活着大量鲜卑族，刘虎部众又与鲜卑杂居，互相通婚，北人谓匈奴父鲜卑母所生之子为‘铁弗’，刘猛便以“铁弗”为部落名号。
刘猛被杀，并州的匈奴人受到很大震慑，短期内不敢再叛乱。直到274年匈奴人郝散再次反叛，但不久平定。由于郝散起义与齐万年起义相关，所以将在后文介绍。
5、 鲜卑民族起源与迁徙
秃发树机能起义是西晋初年发生在西北的一次大规模民族起义，无论是参与的人数还是持续的时间都是刘猛起义不能比的。与刘猛起义不同，秃发树机能起义的主体是鲜卑族的秃发部落，他们内迁的历史很短暂，但反抗西晋统治者的决心却十分强烈，起义的持续时间将近10年，严重威胁了西晋西北地区的统治，“武帝为之旰食”，(《晋书秃发乌孤传》)甚至逼得晋武帝延缓发动伐吴之役数年之久。
鲜卑族是生活在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，从西汉开始由东北大兴安岭地区向南迁徙，于东汉时期抵达塞外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南迁，先后在古中国建立了前燕、代国、后燕、西燕、南燕、西秦、南凉、北魏等诸多政权，其民族最终彻底融入了中华各民族之中。要想了解秃发树机能起义的背景，就有必要详细介绍下鲜卑族的起源与迁徙。
在中国的古代，东北地区一直以来都是民族林立，先后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政权，但总的来说他们归属于三大民族体系，一是肃慎，二是濊貊，三是东胡，这里简单介绍下。
肃慎这一民族十分古老，从周武帝时期已有确切的史料记载，后来的挹娄、勿吉、靺鞨、女真都是出于这一族源，以渔猎为生。濊貊族本是生活在山东半岛的东夷，商周之际才迁徙至东北，先后建立过濊国、扶余、卒本扶余(即高句丽)、东扶余、南扶余(即百济)，生产以农业为主。东胡在先秦时期曾盛极一时，因居于匈奴以东而得名，在当时“胡人”这个词汇并非是指汉族以外的部族，而是特指匈奴人。东胡以游牧为生，后被匈奴所败，被迫向东迁徙，世代受匈奴奴役。鲜卑族正是东胡的一支。
匈奴打败东胡之后，部分东胡部落被匈奴的吞并，也有部分退居乌桓山，部分退居大鲜卑山。退居乌桓山的演变成了乌桓族，而退居大鲜卑山的则演变成了鲜卑族。当然了，东胡这一民族体系可不只鲜卑和乌桓这两支，还包括后来出现的柔然、库莫奚、契丹、室韦、蒙古等族。
《魏书》中提到鲜卑拓跋部的起源时，有如下记载：“国有大鲜卑山，因以为号，其后，世为君长，统幽都之北，广漠之野，畜牧迁徙，射猎为业，淳朴为俗，简易为化，不为文字，刻木纪契而已。世事远近，人相传授，如史官之纪录焉……”
对于大鲜卑山的位置，历史上多有争议，直到现代考古发现，才最终揭开了谜底。史书曾明确记载，位于今天东北的乌洛侯国派遣使者于443年前往拓跋部鲜卑建立的北魏，他们宣称其国西北有个石室，“为先帝旧墟”(《魏书乌洛侯传》)，即鲜卑拓跋部落先祖居住、祭祀之处。于是太武帝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去祭祀，并“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”(《魏书乌洛侯传》)
1980年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这一石室，同时在距离洞口很近的西侧石壁上发现了李敞祭祖时刻下的祝文。这一石室现名嘎仙洞，位于今天的于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、大兴安岭北段顶峰东端。可见鲜卑族起先居住的地方距离中原相当遥远，气候寒冷，属于塞外苦寒之地。
由于生存条件十分恶劣，鲜卑人一直有南迁的欲望。西汉时期霍去病击败匈奴左贤王，徙乌桓于上谷、渔阳等五郡(今河北北部)塞外，部分鲜卑人开始向西南迁徙，他们填补了乌桓南迁后的空档，占据了乌桓故地饶乐水(今西拉木伦河)一带。位于嘎仙洞的鲜卑拓跋部的祖先也开始南迁，《魏书帝纪第一》载：“宣皇帝讳推寅立。南迁大泽，方千余里，厥土昏冥沮洳。谋更南徙，未行而崩。”所谓“大泽”便是今日呼伦湖，位于嘎仙洞西南，两者距离近千里，这里多沼泽，并非优良牧场，所以拓跋鲜卑的先祖们在这生活几代之后继续南下迁徙。
东汉初年，乌桓由塞外进一步南迁至塞内，鲜卑则南迁至边境地区。从此之后，史书上开始出现鲜卑人抄掠边境的记录。在最初的时候，鲜卑人势力并不强，他们往往是随着匈奴、乌桓一起行动，如《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》所载“光武初，匈奴强盛，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，杀略吏人，无有宁岁。”《后汉书洠鱹传》也有相关记载：“当是时，匈奴、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，数入塞杀略吏人。朝廷以为忧，益增缘边兵，郡有数千人，又遣诸将分屯障塞。”
随着匈奴的衰落，鲜卑族日益强大，扰边的记录越来越多。公元45年，鲜卑万余骑寇辽东，辽东太守祭肜率数千人迎击，斩首三千余级，获马数千匹。“自是后鲜卑震怖，畏肜不敢复窥塞。”(《后汉书洠鱹传》)
公元49年，鲜卑开始同东汉政府互通驿使。祭肜考虑到边界匈奴、乌桓、鲜卑三虏连和，卒为边害，于是利用鲜卑的力量以对抗匈奴和乌桓，对其赐以钱币。辽东鲜卑首领偏何归附，祭肜诱使其攻打匈奴，然后将斩杀的二千余颗人头献到辽东郡官府拿取奖赏。尝到甜头后的鲜卑人于是“岁岁相攻，辄送首级，受赏赐。”(《后汉书洠鱹传》)
公元85年，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部叛逃入塞，前后共有七十三批。“时北虏衰耗，党众离叛，南部(匈奴)攻其前，丁零寇其后，鲜卑击其左，西域侵其右，不复自立，乃远引而去。”(《后汉书圠匈奴列传》)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。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，皆自号鲜卑，鲜卑由此渐盛，势力东起辽东，西至陇右。
草原民族的强盛对中原国家来说可不是好事，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整个过程，匈奴的强盛曾让强汉深以为患，经过数百年的努力才彻底解决了匈奴的威胁。如今鲜卑崛起，必然导致两大文明的强烈碰撞。
然而鲜卑族终是没有步匈奴后尘远遁东欧，他们比匈奴人和后来的突厥人运气要好的多，没有遇上强大的稳定统一的中原国家，他们不但赶上了中原混战的机遇，更赶上了好天气。
气候学专家竺可桢先生在其著作《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》中有过介绍：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的二千年间，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大致比现在高2℃，一月温度约3-5℃;此后的一系列冷暖变动，幅度大致在1-2℃，每次波的周期，历时约400年至800年;历史上的几次低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、公元400年、1200年和1700年。
别看只有1-2℃的变化，它对古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却是至深的，中国历史上共有三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，第一次是两晋南北朝时期，第二次是元朝，第三次是清朝，这三次正好气候处于历史低温时期，这可不是巧合，正是这1-2℃的变化，使得气候变得寒冷而干燥，直接导致了黄河流域的干旱少雨以及蒙古高原的异常寒冷与雪灾。黄河流域的旱灾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发生动乱，致使帝国瓦解，蒙古高原的雪灾直接导致游牧民族不得不南下劫掠，逼迫他们不断的南迁。
因为有南迁的动力，也因为有绝好的机遇，鲜卑人最终能够入主中原，成为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主角之一。